人民币持续升值利好股市******
近期人民币持续升值,引发人民币资产价值提升,股市也出现上涨走势,未来如果人民币能够继续升值,股市也有机会进一步走高。
受到国际因素影响,前期人民币汇率走势给人一种要逐渐贬值的感觉,但是近期,尤其是1月以来,人民币汇率升破了6.8大关,出现了大幅升值的走势,与此同时,股市也同步出现持续向好的走势。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,人民币升值利于股市走牛,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证。
一是价值投资环境下,股市上涨的关键因素已从资金推动转变为上市公司价值。过去的股市,涨跌主要受到资金流入流出的影响。一旦人民币出现贬值,则意味着资金投放增加。反之,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央行回笼货币较多,所以人民币升值对股市上涨利好作用不大。而现在人民币的升贬,主要受境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未来预判向好的影响。人民币持续升值,表明境外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预期,加上国际贸易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,所以人民币出现持续升值。这些升值诱因同样也对股市的上涨存在促进作用。
二是宏观经济向好有利于股市长牛。从宏观经济角度看,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预期越来越强,疫情的结束也让投资者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复工复产上,这让宏观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成为可能,这也有机会促成股市的长期牛市。更重要的是,原本投资者担忧的很多利空因素进一步减弱,一旦投资者的预期从利空转为利多,那么股市的上涨空间将会比想象的更大,股市的价值中枢也将因此提升。
三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国际资本流入。虽然说股市涨跌的核心要素已经从资金供给转变为上市公司价值,但某种程度上,国际资金的流入也会对股市构成一定利好。如果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得到境外投资者的认同,将会有大量境外资金流入A股市场,因为他们在获得A股市场正常收益水平的同时,还能获得额外的人民币升值收益,这些资金流入,也会对A股市场构成利好支持。
所以本栏认为,在当前的股市环境下,人民币升值对于股市的利好作用非常明显。从走势看,1月9日,沪深300指数创出阶段新高,这对A股未来走向提供了更多的做多理由。
虽然A股市场依然存在个股爆雷、大股东减持等利空,不过在利好因素冲击下已经缺乏做空动能。
总体而言,人民币连续升值对国内资本市场是一个利好,无论是外资进入,还是中国投资者投资A股,都有积极作用,未来A股市场的长期价值投资预期仍有利可图。
钱钟书杨绛印象记******
邓国治
说真的,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,我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、杨绛夫妇。没想到,才得进门,钱老便先申明:“你们作为朋友来访,我这里当然欢迎;若是为的新闻采访,那么,恕不接待。”
我只好换掉了身份,从记者变成读者。其实,首先还是读者,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,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。
正好杨绛也在家。读过她的《干校六记》,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、幽默的印象,待得见面,却是位恬静、温柔的女学者。几十年风尘仆仆,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。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,随即笑说:“一听说记者,我先是吓一跳。后见他们来意甚善,这才没有用‘太极拳’的方式……”“太极拳”者,是指拳中的“推”式——拒而不纳也。
钱老说:“我不愿意宣传。我今年70多岁了,我只想抓紧时间,多做一点事。宣传,只能给我帮倒忙。《围城》出版后,报纸上一登,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、来信的,向我要书……”
《围城》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,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,此后暌违30载,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,印数13万册,几乎未出月就销光;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。除了国内出版的,和香港有它的“盗印”本外,译成外文的,便有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国文字。《围城》影响可谓大矣。
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,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,著名的《唐•吉诃德》、《吉尔•布拉斯》等都是她翻译的。近年来,开始转向写小说、散文,她诙谐地说:“这两年,眼睛花了,懒得看小字、查字典,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——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,实际上是不务正业!”——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
这一“不务正业”,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。《干校六记》由三联书店出版了,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《杨绛小说散文选》。她的文字,情真意真,读来十分亲切;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,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、勒萨日等人的文章。尽管钱老在他为《干校六记》所作的小引里说到“《浮生六记》——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。”《干校六记》还是让人想到了《浮生六记》,也想到了《项脊轩志》、《泷冈阡表》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。尽管时代不同,内容各别,但一个“真”字却是共同的,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。看似身边琐事,细小,甚至是絮絮道来,但由于这一“真”字,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,反而像置身其中,与主人翁共同欢乐,共同叹息,共同着急。我喜欢杨绛的文章,我想,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“真”字上。
“文如其人”,钱老夫妇待人接物,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——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。虽是初次见面,但不大功夫,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,很真诚。听说我喜欢书画,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,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,讲给我听。杨绛已逾古稀,比我年长整整一倍,而她对我们说话,就像同朋友一样,真切而随便,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。钱老也如是,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,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,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,指点着给我们看:“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。喏,你们看,他这里还责备我,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,现在却做不到了。他说这很让他失望……”
其实,这是错怪了钱老。人的精力、时间毕竟有限,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、助手,而近年来会议、头衔的有增无减,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。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,什么“吴敬梓研究会”、“水浒研究会”,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……他说:“现在我什么‘会’也不想参加,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,写一点东西。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,我也不想去,都婉谢了……”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“考察”风,和争头衔、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,我感到,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!
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,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!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,精通多门外语——他只是自谦地说:“那时要考学位,除主攻一门外文外,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。”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。而其实,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,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。尤为难得的是,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,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。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《管锥编》,就是他对《周易正义》、《毛诗正义》、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、《老子王弼注》、《列子张湛注》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,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。这里,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、德、法、意、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,不论是纵是横,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。
而钱钟书先生,除了融汇古今,博通中外,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,有深厚的艺术修养。杨绛,则与其说是贤内助,不如说首先是同志,是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因为是“印象”,因为钱、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,所以,我只是想到哪里,写到哪里,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,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。而且,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。但,心里有些印象,不写总觉得不舒坦——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。姑存于此,且待骂声。
(1982年7月)